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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云霞     时间:2019-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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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缓“撤点并校”,是一种纠偏。弱校不能一撤了之,但也不能任其“弱”下去。推进教育均衡,不仅要有时间表,还要有具体的指标和投入机制:比如学校建设标准、生均投入数量、教学设施投入等。对于农村等基础薄弱地区,要从资金和政策上给予倾斜,多吃些“偏食”。所谓均衡,不是削峰填谷,一律拉平,重点在于补短板,办好每一所学校。

同样,要让高校信息公开,须有代表政府、教师、学生、校友等各界力量的大学理事会,根据学校的办学章程,要求学校公布办学信息,并根据公布的信息,对高校的办学进行监督。另外,学校内部必须有教师(教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既参与学校办学决策,又监督办学,这能使学校的办学走向民主、透明,而不是在行政独大的办学环境中,由行政机构决定公开信息就公开,不公开教师和学生也奈何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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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1年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等地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36年,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吉乃臣(后改名周维仁)加入东北抗联第5军,后经组织批准二人结为革命伴侣,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冷云先在军部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她运用在师范学校所学的知识,编写识字课本,给抗联战士们上课。还利用自己在文艺方面的特长,经常给同志们唱歌跳舞,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深受大家欢迎。后调到第5军妇女团,历任小队长、政治指导员。1938年夏,冷云强忍丈夫英勇牺牲的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随第5军第1师部队西征。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7月12日参加了攻打楼山镇的战斗。八九月间,西征部队在苇河、五常境内与日伪军连续作战,遭受重大损失,遂决定返回牡丹江下游刁翎地区寻找军部。

俄罗斯队在男子4X100米接力赛中以39秒21的成绩夺金,在田径场上俄罗斯队共取得7金5银4铜的战绩,成为田径项目最大的赢家。韩国选手金德铉的男子跳远金牌非常宝贵,让韩国代表团挤进金牌榜前三。另外伊朗队12日赢得2块田径金牌,塞尔维亚、意大利等队分享了剩余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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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官看了我一眼,我也不以为然:你不至于给我加上一条作弊的罪名吧,这种时候该帮人一把的。反正我已经是“不合适的人”了——这应该就叫“无欲则刚”吧。

美国这项“历史性”举措的背景是美国作为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国的优势正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上月,一份由美国教育理事会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尽管美国仍是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国,但其他一些国家将超过美国在这个市场上的增长势头。这份新的报告称,从1999年到2005年,美国外国留学生的入学人数增加了17%,而英国的涨幅为29%,澳大利亚为42%,德国为46%,法国为81%,日本为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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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企合作和毕业生就业实践当中,企业和社会反馈的信息更多地强调对毕业生的素质要求,而把技能要求放在第二位。在工业化进程中,对就业者的技能要求无疑需要提高,但就大多数职业学校学生而言,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起点不高、发展不够全面等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其就业时远不能满足企业和社会需求。

观点快递  冷战结束后,国际矛盾的主色由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转化为文化和宗教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国在全球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一方面,与西方和世界在利益博弈中不断相互理解与适应,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优势,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从而抓住了历史机遇,大幅提升我国综合国力,逐渐树立起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生存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曾一度把主要目标指向中国,但是国际斗争现实和双方利益空间使美国暂时放弃(或许更准确地说是搁置)了这种选择,积极的伙伴关系越来越成为双方共同的诉求。这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选择的一个结果。  突破冲突——在博弈中理解与适应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在冷战后敏锐地提出“文化冲突论”,预测在苏联解体后,国际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将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转换成为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立。  当时,有人批评亨廷顿的一个理由就是:把别人当作敌人,别人就会成为敌人。不幸的是,现在世界范围之内的文化冲突已经出现了。拉登基地组织策划的“911”事件,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以来对美国本土的第一次攻击,这个事件震撼了美国人的心灵,扭曲了美国人的精神。美国国民出现了整体向右转的趋势,新保守主义趁势而兴,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论根据。美国越来越走向“单边主义”,试图以空前的实力强行建立其主导的新国际秩序,致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穆斯林伊斯兰文化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这场冲突与其说是由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呼唤出来的,不如说是他最早发现了其必将出现的蛛丝马迹。实际上,由于人类是社会动物,因此所有的利益冲突,必然以一定的社会政治形式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民族间的利益矛盾及其文化传统的表现形式,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被其他比较突出的矛盾形式遮蔽了而已。这就是说,由于二战之后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意识形态阵营的对峙,“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冲突成为世界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苏联解体后,原来被意识形态掩盖的民族利益和文化冲突就日益凸显出来,国家利益和族群认同成为政治动员真正有效的工具。  亨廷顿曾经预测,在西方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的结合部会出现摩擦,并且导致冲突。现在看来,相比之下,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更加难以协调,而西方与儒教文化(在我看来,不如称之为东亚文化圈)之间似乎找到了相互妥协的联系形式。实际上,西方在内心深处对东亚人的迅速崛起是很不情愿的,因为东亚的快速发展动摇了西方文化和白种人优越的自信。东亚也因经济的腾飞重新燃起了恢复古代往日辉煌的希望之火,甚至有的人过早地喊出“21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纪”。但是,利益的逻辑迫使欧美必须与东亚做生意,东亚人也得靠欧美市场发展自己,可以说双方在生意摩擦中反而变得相互适应了,双方在利益的博弈中也变得容易相互理解了。  包容吸纳——发挥文化和现实优势  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能够让利益联系,包容矛盾,也有文化和传统的原因。  一是作为东亚文化的历史根源和核心要素的儒家思想,本身反映了中国人和其他东亚人的实用理性和现世的生存智慧。儒家文化是开放性的,同时又以人为中心视角去看世界,并看重人的现世生活。开放性表现在其人类中心主义排除了超人类的本体基质的空间,即缺乏形而上学的超现实生活的“逻各斯”情结,易把文化变成生存的工具,而非把生活理解成为实现“上帝”绝对性的文化目的。如果说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文化都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的、神的根基和“逻各斯”,致使彼此很难达成相互的理解和宽容,那么,儒家文化的现世适应性,则使之更容易接受对自己有利的交往和妥协,并且它也善于妥协。同时,儒家文化以柔克刚,又与西方崇尚强力(power)完全不同,而更具包容性。在西方文化强势的境况下,东亚人逐渐学会了与西方人交往,学会了怎样把矛盾的烈度保持在可控制的程度内。如日本很快就把西方的东西改造成自己能够利用的东西,而当中国人说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时,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的“体”并不那么僵硬,而是具有容纳差异的柔性。中国由于作为悠久文明的中心地位的丧失,自尊心遭受挫折,在接受西方时稍显犹豫,但是总体而言,它与西方文化之间是对话的关系,而不是水火不容的对峙。实际上,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就证明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毕竟,我们是经过苏俄,采纳了产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尽管这种理论已经在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  二是东亚、东南亚除了受儒家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外,还都深受佛教文化的熏陶。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地人和精神以及道教阴阳平衡的辩证法,与佛教普度众生和非暴力的思想相结合,使汉字文化圈的人民更容易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睦相处,并且易于吸纳外来文化的要素为自己所用。中国儒释道三家和平相处的现实(比如岳麓山山脚下有儒家的岳麓书院,山腰有佛教的寺庙,山顶有道教的设施),就是这种情况的象征性的预示符号。相比之下,东方从来没有出现欧洲那种系统而持续的宗教不宽容现象,更少见长期而惨烈的宗教战争。当西方传教士最初来中国时,也发现了中华帝国对外部仁慈、宽容和大度的特点。可以说,后来中国出现的某些排外现象,与其说是中国的排外心理,不如说是对西方人无礼和过于傲慢的本能反应。  三是汉字文化圈从日本学习欧美进行改革,成功地变为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以来,亚洲四小虎又比较成功地把传统亚洲价值观与源自西方的市场经济机制结合起来,在进入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文化基因。目前,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文化进入相互激荡的世界文化之中,成为全球文化交流的重要对话者。中国主动加入WTO,中国的外交越来越自信、理性和成熟,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可以这么说,由于已经基本掌握了市场经济的奥秘,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和特殊的方式,东亚基本上有了自信,可以要求与欧美进行平等对话了。在经济贸易方面的交流和对话,使东亚和西方人更容易沟通。而那些在国际市场经济大循环中的失败者,往往更易对自己的屈辱地位作出激烈的反应。  显然,目前在各种文明的关系方面,基督教文明与穆斯林文明之间比较紧张,而东亚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东亚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关系相对融洽些。这种现象是有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方面的原因的,这就是,东亚文化传统使东亚人在与基督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圈的民族打交道时,容易表现出柔性的手段,从而有更大的回旋空间;而市场经济的熏陶,使东亚各国与西方人交往时相对容易适应。相反地,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有着比较坚硬的观念内核或僵硬的形而上学信念,它们都是原教旨主义的变种。反思引起恐怖主义的文化原因,是西方人对穆斯林文化概念的僵硬性理解,只有粉碎这种理解,才能实现文化之间的和解。而问题是,解构恐怖主义概念的前提,必定是西方人自己首先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自认为是人类文明理想形态的观念。很显然,把别人当作敌人的人,肯定有一个心存敌对的心灵。  和平发展——对世界和人类负责  在国际矛盾的主色由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转化为文化和宗教意识形态的对立之后,文化冲突使美国和西方的主要注意力转向穆斯林文明圈,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退居次要地位,这就给中国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只有抓住这个机遇,集中精力谋发展,才可以大幅提升我国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以及国家拥有的国际影响力的合力。新中国成立57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5年黄皮书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居世界第六位。  国际社会对中国能否发展强大起来的怀疑在减少,但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影响忧心忡忡,褒贬不一。一些持传统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都存在这样一种担心,国际关系中主要大国实力的相对变化会导致不稳定、甚至引发战争。根据这种思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将会危及现存的国际秩序,势必与这个秩序的维护者美国发生冲突。另外,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一方面乐于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快车,从中谋利;另一方面,也担心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分量已经变得对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和国际资源等方面,具有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许多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只要有可能,就对中国加以遏制。日本人对中国发展的心态变化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面对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和民族文化自觉的双重趋向,我们必须牢记邓小平同志“韬光养晦”的嘱咐。不要过多地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而要多运用中国的传统智慧,以合作共赢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发展空间。我们的祖先早就发现了“和气生财”的道理,在国际交往中这个道理可能仍然是适用的。必须记得自己真正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而不必为一时心情或语言的痛快而激发矛盾。当然,和气不是不要原则,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风度,树立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生存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当然,负责任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不是遵循某些势力划定的界限行事。  战略选择——抓住机遇全面发展  抓住机遇,力争尽快发展,尤其是在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方面要有所突破。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科学技术的创新,占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科技创新还可以避免与原有领域的势力进行正面竞争,开拓自己的优势空间。而要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取得突破,就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要提升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提高人口素质,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教育。我国人口基数大,如果人的素质提高了,就成为巨大的人力资源;否则,就成为难以承担的包袱。目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农村教育,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中华民族的崛起,需要国家内部的稳定和秩序。而要做到社会的高速平稳发展,国家真正的长治久安,都需要制度的保障。因为没有制度的保障,就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如果出现动荡,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成果就得不到积累。加强政治和社会制度建设,就可以为持续保持社会秩序创造良好的框架性安排。制度建设应该逐渐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这是由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所决定的。因此,有序地进行民主制度建设,形成良好的民主政治就成为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  另外,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发展自己的硬实力,也要发展自己的软实力。发展软实力既可以增强内部凝聚力,形成强大的文化认同感,也可以缓解外界对我们的硬实力发展的不利反应,为硬实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软实力本身就是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内部认同而言,正如美国学者斯奈德所说,“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在一个存在着广泛的劳动分工的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协调需要更多的语言和文化的同质性。专业化的生产者要想能顺利地相互配合,对包括共同语言在内(但并不局限于此)的文化信号的共同理解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就外部而言,软实力可以推动国家利益的实现。我们提出“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的理念,就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综合国力的内涵非常丰富,它的构成要素中既包含自然的,也包含社会的;既包含物质的,也包含精神的;既包含现实力量,也包含潜力以及由潜力转化为实力的机制,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外交、资源、民族意志、凝聚力等要素有机关联、相互作用的综合力量。把这些综合因素整合起来的要素往往是文化、制度、价值观等软实力。  和平发展不是不要国防,而是要有更强大的国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和平发展的权利。实际上,要做到和平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根据需要提升我们的国防力量,这样才能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只要我们主观上和平发展,别人就尊重我们的选择。更不能听从手中握有大量武器的力量的支配,放弃我们自卫的能力。这个世界并不安定,而且面对复杂的局面,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必须有保卫自己和平发展的实力。(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价值观与民族精神国家重点创新基地主任、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教育报》2006年4月25日第3版

不久前,复旦博士生孟建伟老父在政府强拆中丧命,凭着“复旦博士”的招牌,引起当地领导的重视。在很多老百姓看来,博士意味着多大的面子啊。不难想像,这两个维权故事会让很多人因此懂得:家里出个博士,维权有了“武器”;家里如果没个博士,房子被拆没人理。但说穿了,领导回应清华法学博士的公开信,不过是优待知识分子,与“问责政治”无关,与权利无关。古时候,不管富人穷人,只要你通过科举考个功名,官府就会给予优待,你就在身份上与老百姓有所不同。比如考上秀才,可以免赋役,见县令不跪;考取举人,送金送银送房子的就上门来了。但秀才举人有的特权,其他人却没有。地方领导找清华法学博士沟通,充其量是一种礼贤下士,法学博士不过是享受了一次礼遇,他人无理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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